2019年10月9日,
诺贝尔奖化学奖,
颁给了上面这三个人。
三人中最左边这个,
叫Goodenough(古迪纳夫),
直译过来就是“特别好”,
“特别好”教授已经97岁,
这个“特别好”教授, 大半辈子都过得“特别不好”。 1922年出生的“特别好”, 从小在美国农村长大。 他小时候最喜欢干的事情, 就是抓捕各种小动物。 有一次他扒了一只臭鼬的皮, 父亲知道后特别生气, 结果自然“特别不好”:“特别好”从此被禁止上桌吃饭。 “特别好”的父亲和母亲, 夫妻关系“特别不好”, 两人动不动就争吵或打架, 于是“特别好”就成了他俩的出气筒。 “特别好”12岁那年, 遇到一件“特别不好”的事情: 他被父母送到另一个州去读书,
1940年,“特别好”考上了耶鲁, 他高兴得不得了。 但只高兴了那么一会会, 他就遇到了一件“特别不好”的事情: “特别好”去找父亲要钱, 但因为父亲特别不喜欢他, 所以只愿给他35刀学费及生活费。 但当时耶鲁学费一年就要900刀。 “特别好”没有办法, 只好去给有钱人家的孩子做家教。 进了耶鲁,学什么呢? “特别好”听说当作家很吃香, “那我就学古典文学吧。” 但学了没多久, 他就觉得自己的头要爆炸了。 于是他又转去学哲学, 但学了没多久, 他又觉得自己的头要爆炸了。 为什么会这样呢? 答案“特别不好”: “我从小患有未得到诊断的阅读障碍症。”
1943年,“特别好”终于拿到数学学士学位。 “毕业后我干什么好呢?” 他想了想,不知道自己能干啥。 当时恰逢二战, 美日正打得不可开交。 “特别好”就有了一个特别好的想法: “我要加入美国空军,开飞机打小日本去。” 但参军的结果“特别不好”: 他被分配到太平洋岛当了一个气象兵。 “特别好”气象兵当得不错, 部队把他提升为气象学家。 “虽然没能开上飞机,但当个气象学家貌似也挺牛逼的。” 二战结束后, “特别好”正准备安心地当个气象学家, 一封“特别不好”的电报来了: 安排你去芝加哥大学进修, 要么进修数学,要么进修物理。 “特别好”觉得数学很无趣, 于是就选择了进修物理。 谁知道刚进芝加哥大学, 一位叫辛普森的教授, 就宣判了他一个“特别不好”的未来: “我实在不明白你们这帮退伍兵, 为什么这么大年纪了还要来学物理,
“特别好”特别沮丧, 觉得这辈子可能就这么完了。 但他遇到了一位特别好的导师——诺奖得主、稳压二极管的发明者齐纳。 齐纳跟他说了一句话: “人的一生只有两个问题。 第一个问题,是找到一个问题。 第二个问题,是把它解决掉。” 这句话就像佛祖的开光, 一下让“特别好”醍醐灌顶, 于是他选择了凝聚态材料研究, 这辈子再也没离开过。 博士毕业后, “特别好”被推荐到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,开发亚铁磁陶瓷。 他正准备大显身手时, 一个“特别不好”的事情发生了: 该项目的经费被砍掉了。 “特别好”只好四处去找下家, 然而找的过程极其不顺, 他四处碰壁, 差一点就去了战火中的伊朗。 就这样在各种倒霉的折腾中,
▲ “特别好”在牛津大学(前排左二) 54岁这一年, “特别好”终于得到了牛津的offer。 牛津有个化学职位空缺,邀请他去任职。 在这里,他开始研究怎么做锂电池。 三年后,“特别好”找到了钴酸锂材料。 这玩意儿有多重要? 我打个比方: 它就是锂离子电池的神经系统, 没有它就没有锂离子电池。 但“特别好”再次遭遇“特别不好”: 牛津大学竟然不识货, 不但不愿帮他申请专利, 还把他的专利送给了政府实验室。 后来此专利被索尼买走, 索尼借助“特别好”的研究, 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款可充电锂离子电池, 赚得盆满钵满, 但“特别好”一分钱都没拿到。 可“特别好”倒是看得挺开的, “当时我研究钴酸锂的时候, 没想到锂电池会价值350亿美元。 我不知道它值不值钱, 我只知道这是一件我喜欢做的事情。” “特别好”本想在牛津搞研究到老, 但遇到了一个“特别不好”的规定:65岁必须强制退休。 于是赶在被强制退休之前, 64岁的“特别好”回到了美国, 进入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, 一转眼,11年过去了。 1997年,75岁的“特别好”, 又发明了一个新材料——磷酸铁锂。 磷酸铁锂的造价和稳定性, 比钴酸锂高出一大截。 这玩意儿的出现, 催生了“可携带便携电子设备”的诞生。 近70年来, 有两种材料的出现可以称为超级发明。 一个是晶体管的发明, 因为没有晶体管就没有电子产品。 另一个是锂电池的发明, 因为锂电池的出现,才有了相机、手机、笔记本电脑、电动车等可移动便携电子设备。 而锂电池的诞生, “特别好”可以说是居功至伟。 2012年,90岁的“特别好”, 突然有了一个极其大胆的想法:研究固态电池。 “电动汽车在价格竞争上, 仍就无法与内燃机车抗衡。 当太阳能和风力发电时, 电力必须被立即使用, 否则就会永远消失。 这意味着世上还没有一种经济的固定式电池可以存储电能。 世界需要一枚超级电池。 我就想研究这个。” 很多人都劝他:“你都90岁了,还折腾什么呀,好好安享晚年吧。” 还有一些人嘲讽他:“都90岁了,还能做出什么呀?” 但“特别好”却傲娇地说: “我只有90岁,老子还有的是时间。” 是的,他还有的是时间。 2019年10月9日, 因为锂电池上的卓越贡献,
“特别好”的一生, 非常富有传奇色彩。 “特别好”的一生, 也充满了启迪性。 如果当初他听从了辛普森的宣判: “你们这个年纪还研究什么物理。” 他这辈子可能真的就完了。 所幸他没听从这个宣判, 而是吸纳了齐纳的忠告: “人的一生只有两个问题。 第一个问题,是找到一个问题。 第二个问题,是把它解决掉。” 所以他一辈子扎根于凝聚态材料研究。 这让我想起了物理大师费曼, 费曼曾对一个学生说: “如果你喜欢一个事, 那就把整个人都投入进去, 就像一把刀直扎下去直到刀柄一样, 不要问为什么,也不管会碰到什么。”
“特别好”的一生, 还告诉我们一个道理: 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, 对于一个真正有所追求的人来说, 生命的每个时期都是年轻的、及时的。 “特别好”接触电池时都54岁了, 研究出磷酸铁锂时都75岁了, 开始研究固态电池时都90岁了。 如果换做我们, 可能早就觉得“时间太晚了”, 可能早就觉得“做什么都来不及了”, 但“特别好”却在97岁拿了诺奖。 特别喜欢他的一句话:
还有一件事我也觉得很赞, 就是“特别好”从24岁开始研究凝聚态材料, 到57岁研究出钴酸锂的这33年里, 他经历了各种“特别不好”的倒霉事。 如果换做是我们, 可能早就放弃了, 但“特别好”从不曾舍弃研究, 一直都在默默地坚持。 这些坚持在很长时间里似乎毫无用处, 但最终却推动他成为了“锂电池之父”。 这让我想起了四个字——功不唐捐。 1932年,胡适致北大毕业生时, 提出了“功不唐捐”四个字。 什么是功不唐捐? “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。 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, 在我们看不见的方向, 你下的种子早已在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。” 做人做事,真的应该硬核一点。